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清华大学水污染预警溯源仪首席发明人吴静

 


       吴静,女,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党委副书记,环境学院环境污染溯源与精细监管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水污染预警与溯源原理、技术与仪器,她研发的水污染预警溯源仪作为唯一环境技术入选《科技日报》评选的年度国内十大技术突破,获得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特别金奖、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优胜奖等,已在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应用。并获金桥奖突出贡献个人奖、国际发明展览会银奖等,入选国家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国水业人物、中国经济十大创新人物和中国经济十大杰出女性等。

       “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想着将来我要设计100座污水处理厂,我是要到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吴静说。 

      "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是吴静在做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时一贯遵循的原则。 
 
       1992年,吴静进入清华学习,在“工程师的摇篮”里接受了五年以工程师为培养目标的、严格的、传统的工程训练。1996年本科毕业时,她开始跟课题组的导师们学习实际污水厂的设计和调试,之后在清华继续攻读博士,跟着导师又设计了几座污水厂,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导师告诉她:“读博士就是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她的导师们主持了我国第一座生产性升流式污泥床厌氧反应器(简称UASB反应器,一种高效水处理装置)的设计,具有较强的工程能力。在工程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后,吴静回到实验室,开始做自己的科研。 

       2003年,吴静开始从事水质监测方面的研究。她发现我国在污染排放源溯源方面具有巨大的需求,而溯源也是行业难题。吴静及其团队在过去近20年间,从发现溯源难题,到开发水质指纹溯源技术和相关仪器设备,并一步步构建起产学研用的体系。目前该技术和仪器已在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应用,成为水环境精准治理和精细监管的有力新工具。 
 
      从实际中来:聚焦污染排放源识别难题          
 
       污染溯源一直是水环境监管的难题。我国平均每年发生重大的水污染突发性事故300多起,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危害和经济损失,找到污染源是事故处理的关键。而在环境治理中,源头治理既经济又高效。如果能够准备找到污染排放源头,就可以实现源头控制。吴静指出,“如果污染源的识别问题能解决,环境治理和环境管理都会得到非常称手的工具,能够很大提高治理和监管效率。”
 
       溯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专门的溯源技术和专业工具。吴静在博士毕业后,曾给企业做过一段时间咨询。她在实践中发现,一方面,企业常常偷排;另一方面,政府虽然狠抓偷排,但在专业队伍水平和技术手段上存在很大缺陷,亟需专门的快速溯源工具。
 
       传统溯源方法效率低下。比如,网格法监管将水环境划成网络,对每一格进行监测,耗费人力物力,效率低;特征污染物和化学指纹法以阴离子、有机物、金属等水质信息来追查污染源,但一种特征污染物往往就需要一套专门的设备和专门的操作人员,设备多、建库工作量大、效率较低,实用价值不大;同位素溯源技术只能大致区别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 
 
       “我们要做能精准溯源的产品,但不能做别人做过的内容,因为如果跟别人同级竞争,我们没有优势,我们一定要去做别人不做或者还没做的事情。”吴静强调说。 
      
       到实际中去:水质指纹精准溯源、微创治理          

       吴静团队发现,荧光检测技术不仅特异性好,测量简便、快速、灵敏度高,没有二次污染,而且荧光光谱和污染源具有对应关系,非常适用于污染溯源。于是,借鉴了刑侦中利用指纹快速查找嫌疑犯的思路,吴静团队开发了水质荧光指纹溯源技术,包含指纹的提取和比对方法,以及实用的污染源水质指纹数据库。 

       目前,吴静团队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水质指纹库,其中污染源指纹库包括13大类、将近600种污染源,水体指纹库涉及29个国家地区,有将近500个水体及近400种化合物的指纹。 
 
       此后,吴静团队又建立了水质指纹的提取和识别方法、开发了算法软件,并在软件和数据库的基础上,发明了在线式、台式和移动式的系列溯源仪。她说:“一个人干不了多少活儿,一定要标准化,让设备代替我们去干活。”针对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饮用水安全保障、污染源排放管理、跨界断面的污染仲裁、突发污染事故应急以及区域水环境安全保障等,吴静团队开发了整体解决方案,摸爬滚打20年,成功搭建起水污染预警溯源技术系统。 
 
       研究成果要“到实际中去”。吴静反复强调:“实际需要的并非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稳定可靠简便的技术,‘傻瓜技术’更容易推广。” 
 
       在吴静团队的发展历程中,他们的产品也由单一产品逐渐分化,根据行业需求,不断把产品和服务做得更细、更精,最终形成了装备、软件、技术服务和一揽子解决方案的产品体系。技术应用从环境监管到环境执法、再到环境治理,开创性提出了“精准溯源、微创治理”的模式,充分响应了国家“科学治污、精准治污、依法治污”的号召。 

       “我们的技术投入使用后,可以精准地找到污染源,然后就变成了像外科手术一样的精准治理,把问题点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吴静称,在新模式的应用下,政府的水污染防治成本下降到了原来的20%左右,真正实现了降本增效。 
  
       “这个过程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当我们从象牙塔里面走到一线以后,对行业的理解越来越深,我们根据行业的实际需求去开发适合的产品。” 吴静表示。 
 
       截至目前,水污染预警溯源仪已稳定运行14年以上,已成功应用至全国25个省级行政区,成为水环境精准治理和精细监管的有力新工具。 
      
       迈向产业化:逐步搭建“产-学-研-用”体系          
 
       事实上,吴静团队在2009年就研发出了全球首台水污染预警溯源仪,但到了2015年才真正开始产业化。 
 
       “第一台设备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的。”吴静介绍,团队的第一台设备并不是出售的,而是免费送给用户试用,才成功实现了首台产品的应用。 
 
       “虽然我们有清华大学作为背景,大家都觉得技术肯定不会差,但第一台也是免费送给用户的,”吴静说,“用户用了之后发现很有用,这才有了后来的第二台、第三台……就是这么慢慢干成的。” 
 
       吴静还补充道,一个技术的产业化往往也和社会发展态势和国家政策有关。以自身经历为例,随着国家出台水十条、河长制等环境相关政策,各地政府和环境监管机构对水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得到了提高,相应的经济投入也加大,因此水质指纹溯源仪等设备的用户规模随之扩大。吴静表示:“有时候就需要等那个机会,技术成熟需要机会,外部环境到了什么阶段也要等那个机会。” 

        此外,用户群体能为产品推广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产业化实践中,吴静也充分意识到了拥有一个强大用户团队的重要性。吴静的用户团队有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苏州环境监测中心、长江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等。“一方面,机构可以应用我们的技术出实践经验,另外一方面,这些用户有强大的技术辐射能力,这个体系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她说。 
 
       当前,吴静团队已经搭建起了“产-学-研-用”体系。基础研究放在清华大学,应用研究放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院,产业化放在苏州国溯科技有限公司,用户团队则包含了各类用户。这套机制有条不紊地运转,针对用户实际需求不断研发推出迭代新产品。 
      
       产业化的三点思考:选题、队伍和发展路径          
 
       结合亲身经历,吴静总结了几点产业化实践的思考。 

        第一,选题。吴静表示,在做产业化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选题的三个要点:是否符合行业和国家需求?是否适合自身特点?有没有足够的门槛? 
 
       当前成果转化工作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教师在进行产业化实践时需要做到面对问题,真正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发展,并构建技术壁垒实现创新引领,从而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保持长期坚持的韧性。 

       “行业发展很迅猛,你的技术是一时之需还是长久需要很重要。”吴静指出了高校做产业化的两个矛盾,“一是技术研发成熟需要很长时间,与行业快速发展造成技术更迭、淘汰之间存在着强烈矛盾,很多技术还没有成熟就已经没有市场了,这个事情挺残酷的;二是个人能力和视野成长需要很长时间,和行业快速发展之间也存在着强烈矛盾。”
 
       第二,队伍。吴静始终认为,人是产业化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留住关键的人很重要。“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是需要挖空心思设计、构建和花时间打磨的。”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吴静表示,大学老师擅长做研发,但并不擅长做产业化,这时候如何搭建一支强有力的队伍,就变得非常重要。市场是产业化发展的引擎,没有引擎的飞机是飞不上蓝天的,必须重视市场队伍建立和提升。 

       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做到引育并重。吴静指出,在一个初创公司的初期,一切尚不成熟,往往招不到各方面能力都特别强的人才,此时最需要找的是有潜力的、未来可以成功的人,通过不断学习总结、及时培养人才和建设队伍。“这样的人你要去识别、去培养,还要给他空间允许他犯错,跟着公司一起成长。” 
 
       第三,发展路径。进行产业化时,要了解行业发展和国家需求,结合企业特点,为企业量身定制发展规划,并制定实现路径。 
 
       吴静表示:“我们企业的产品很专很精,所以规划走专、精、特、新的道路,目前是国家高新企业,也是江苏省专精特新企业,下一步的目标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 
 
       当目标和路径非常清晰了以后,团队就容易集中精力,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比如今年合同要签到多少、明年要到多少、后年到多少。“这很容易在团队里形成共识,从而形成一种合力,促进企业进一步实现更好地发展。”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