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应用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创新

    【摘  要】地方应用型高校承担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科技成果转化是其实现使命、优化人才培养、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路径。然而，当前地方应用型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着制度性障碍、资源性短板和创新生态制约等现实困境。应当通过赋权机制突破、评价体系重构和校企协同深化等路径，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提升转化效能，推动地方应用型高校在区域创新生态中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分类改革；地方应用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指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1]。其中，应用型高校被赋予了聚焦“技术迭代”与“产业服务”的核心使命。在此背景下，地方应用型高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服务地方的主力军[2]，其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效能，直接关系到核心使命的达成度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效果[3]。然而，当前地方应用型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仍面临着“不想转、不敢转、缺钱转”等诸多困境。因此，地方应用型高校需立足其“应用型”定位与“地方性”特征，深度融入区域产业生态，创新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使其科研成果能够更精准、高效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地方应用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迫切性 

       科技成果转化是地方应用型高校打通“教育—科技—人才”循环的关键枢纽，只有通过高效务实的科技成果转化，地方应用型高校才能切实将科技势能转化为服务区域发展的现实动能，以产教融合重塑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以技术落地突破发展瓶颈，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路径。 

       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核心在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节点，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将知识创新转化为解决地方产业痛点、驱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生产力[4]。科技成果转化是高校履行这一核心使命的直接途径和必然要求，只有将实验室的成果有效转移到产业一线，才能真正实现高校对地方发展的智力支撑和价值贡献。当前，地方应用型高校普遍面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困境，造成巨大的智力与公共财政资源浪费。这种低效状态与国家投入期待、地方产业对技术的迫切需求形成强烈反差，亟需通过创新转化机制破解资源闲置问题，兑现服务承诺。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涵盖技术开发、中试及产业化等关键环节，包含丰富的教学案例和实践平台。将真实的研发与转化过程融入教学，是锻造符合市场需求、具备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毕业生的关键途径，也是区别于研究型高校人才培养特色的重要体现。地方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对技术创新需求空前迫切。企业在面对技术瓶颈、寻求智能化改造、开发新产品时，急需高校提供可落地的技术解决方案、工艺改进方案和高素质人才。地方应用型高校作为区域内重要的技术源和人才库，如果不能快速响应并提供有效的科技供给，将错失服务地方、提升自身价值的关键窗口期，也可能导致地方产业升级受阻或转向外部寻求支持。 

       面对资源约束和激烈竞争，地方应用型高校需要突破对传统财政拨款的过度依赖。科技成果转化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提升学校社会声誉和影响力，这不仅拓宽了办学经费来源，更能增强学校在招生、人才引进、争取项目等方面的竞争力，是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同类院校在技术转移机制创新、产学研融合深度、服务地方贡献度等方面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呈现“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局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已成为地方应用型高校赢得发展先机、避免被边缘化、吸引优质生源与师资的紧迫生存发展课题[5]。 

       地方应用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困境 

       地方应用型高校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多种困境，主要表现在制度、资源、生态层面，亟待系统性破解。 

       1.制度性障碍 

       地方应用型高校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的核心制度性障碍集中体现在权属争议与评价错位两大层面。 

       一方面，职务科技成果因其国有资产属性受到严格管控，形成转化流程的制度性障碍。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要求导致转化过程需履行多重审批、评估及备案程序，显著延长转化周期并增加操作成本[6]。更为关键的是，成果转化中的价格波动风险易被定性为“国有资产流失”，迫使管理人员采取保守策略。

       另一方面，现有职称评价机制与成果转化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量化评价指标过度偏重学术论文、纵向课题等传统科研产出，这类成果普遍占据核心权重，而成果转化实际贡献仅作为边缘性参考指标[7]。这种价值导向导致科研人员优先追求易量化的学术成果，降低对技术市场化可行性的关注，催生大量缺乏转化潜力的研究产出[8]。同时，从事中试开发、工艺优化等转化关键环节的科研人员，因评价体系未认可其工作价值，在职业发展中处于系统性劣势，进一步削弱科研主体参与转化的内生动力。 

       2.资源性短板 

       地方应用型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实践中，资源性短板构成了显著的现实困境，集中体现在资金缺口与服务断层两大核心层面，制约着实验室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资金缺口问题表现为横向结余经费的闲置与转化链条的断裂。高校教师通过承担企业横向项目积累的经费结余，本应是支持成果迈向市场的宝贵“自有”资源。然而，一些高校僵化的预算管理和财务报销制度限制了其使用灵活性，结余资金往往被要求返还或上缴，难以投入到中试放大、工艺优化、样机迭代、市场验证等风险高、投入大的关键环节。同时，缺乏鼓励将横向结余跨项目、跨年度用于支持科研成果转化的清晰政策导向，导致大量流动资金被冻结。这种“有钱不能用”或“有钱不敢用”的窘境，造成了转化链条上关键的资金断点，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因缺乏过渡性资金而止步于实验室阶段[9]。然而，仅仅解决资金问题并不足够，成果转化还需要专业的技术经理人队伍。现有工作多由科研管理人员兼任，其精力与专业能力结构难以支撑起成果价值深度评估、知识产权精准布局、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商业计划制订、投融资引入以及复杂商务谈判等核心转化服务[10]。这种专业队伍的缺位，使得大量成果因缺乏专业化的市场导入而未能实际应用。这两大短板共同作用，不仅造成了宝贵创新资源的浪费，更在深层次上阻碍了高校创新活力向区域经济动能转化的效率提升。 

       3.创新生态制约 

       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不仅受限于制度障碍和内部资源短板，更深受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结构性矛盾的制约。其中，校企协同深度不足与学科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适配性滞后，构成阻碍成果高效转化的深层生态瓶颈。 

       第一，校企协同弱化，科研供给与产业需求双向脱节。地方应用型高校与企业的协同关系存在“形联实疏”的困境[11]。一方面，高校科研活动仍以学术导向为主，教师考核侧重论文、纵向课题与专利数量，导致大量研究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技术成熟度低，难以匹配企业迫切的产业化需求[12]。另一方面，企业因短期成本压力和风险规避，对参与前瞻性技术合作意愿薄弱，多倾向于委托高校解决低层次、碎片化的技术问题，比如检测分析、设备维修，而非共同投入中长期关键技术研发。这种脱节状态，使得双方无法形成需求共研、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深度协同机制，导致科研成果与产业应用之间出现转化断层[13]。

       第二，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结构匹配不足。一些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学科布局仍延续传统工科框架（如机械、化工、纺织等），未能及时响应区域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对复合型、交叉型人才的需求。这种错配带来双重制约，不仅使科研方向偏离产业新赛道，高校积累的技术成果与地方重点发展的产业集群需求脱钩，而且还造成人才培养供给侧失效，毕业生技能结构无法满足企业技术升级需求，进一步削弱了校企协同的人才纽带[14]。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驱动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困境，地方应用型高校需借助分类改革，系统性创新转化路径。赋权机制突破，以职务成果所有权赋予与长期使用权试点双轨并行，激发科研人员“主动转”意愿，破解“不敢转”难题；评价体系重构，建立转化导向的职称晋升序列与绩效激励机制，扭转“唯论文”倾向，驱动创新向市场聚焦；校企协同深化则依托全链条服务平台、“订单式”研发及动态学科调整，增强成果转化效能，推动形成多方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1.赋权机制突破，激活应用型地方高校成果转化的内驱力 

       地方应用型高校长期受困于科研人员“不敢转”的被动局面，根源在于权属模糊与激励缺位的制度壁垒。近年来，以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为核心、长期使用权试点为补充的双轨机制创新，通过重构成果产权配置规则，正系统性扭转转化逻辑，驱动主体从“不敢转”到“主动转”。 

       以“三权分置”为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核心突破。在权属层面，试点高校通过“先确权后转化”模式，将成果部分或全部所有权直接赋予发明人团队，使其获得法定转化主导权；在收益与经费层面，明确发明人团队享有合适的转化收益，实现从“象征性奖励”到“实质性产权收益”的跨越。在横向科研经费管理上，采取“负面清单与正向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并将结余经费全部留归项目团队自主分配或出资成果转化，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在风险层面，建立“勤勉尽责免责”机制，对合规转化中的决策风险予以包容。这一改革将科研人员从技术生产者升格为转化决策者，通过产权赋能彻底激活其主动对接市场、推动成果落地的内驱力。长期使用权试点则是从资源管理与利用的角度出发，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创新环境。试点赋予科研团队或个人在一定期限内对特定科研设施、设备、数据等资源的长期使用权，使其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周期内进行深度研发和成果转化探索。这种做法避免了因使用权频繁变动而导致的科研工作中断或资源浪费问题，使科研人员可以更有规划地投入长期项目研究，如一些基础性、前沿性的科研课题，以及需要长期投入才能见到成效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为科研创新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基础，促进了科技成果的持续产出与转化。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与长期使用权试点，共同构成破解地方应用型高校转化困局的制度性杠杆，不仅化解了“不敢转”的核心阻碍，更推动高校从“行政管控”转向“服务赋能”，为区域产业创新注入可持续的科技成果供给动能。未来需进一步细化权属登记、作价评估、纠纷解决等配套规则，使赋权机制真正成为地方应用型高校成果转化的“加速器”。 

       2.评价体系重构，重塑地方应用型高校成果转化的价值导向 

       分类改革背景下，构建以职称评审制度重塑为核心、绩效激励机制优化为支撑的评价体系，通过将转化成效纳入核心考核指标，从根本上扭转科研行为的评判标准，驱动科研人员更多地投入到能解决产业难题、满足市场需求、带来实际效益的研发活动中去。 

      传统职称评审往往过于注重论文发表数量、科研项目级别等指标，忽视了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实际贡献，影响了教师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设立成果转化型职称序列，突出技术转移转化业绩权重，建立以能力、业绩和贡献为标准的人才分类评价制度；探索以市场化方式引进聘用一批技术转移专业人才，将其纳入工程序列职称评审范围。对专职从事技术转移研究、运营、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工程系列单独设置技术经理人专业，单独开展职称评审，重点评价其在推广科技成果取得经济社会效益过程中所作贡献。

       另一方面，职称改革破除职业发展壁垒后，需同步解决日常绩效激励问题。

       第一，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的激励力度，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按一定比例直接分配给科研人员或团队，使其能够切实享受到科技成果转化带来的经济回报；第二，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奖励基金，对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表现突出的科研人员给予额外的奖励；第三，推行分阶段里程碑奖励机制，按技术合同签约、中试验证、产品上市、规模产业化等关键节点分期兑付奖励，破解长周期转化中的激励耗散。同时，建立绩效考核与激励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和贡献，及时调整其绩效激励水平，确保激励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职称评审改革和绩效激励机制优化，共同构建“转化即价值、贡献即回报”的生态系统，将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和成果转化动力，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未来需着力完善转化效益动态监测工具与市场端评价反馈机制，使评价体系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核心驱动引擎。 

       3.校企协同深化，构建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共生系统 

       地方应用型高校传统校企合作多停留于技术咨询、设备共享等“单点对接”层面，难以支撑系统性成果转化。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驱动下，平台载体全链条服务赋能、订单式研发需求精准匹配、学科结构动态适配产业升级的三维协同创新，正推动校企关系从碎片化协作向深度融合的生态共同体质变。 

       构建功能集成的平台载体是支撑生态共建的基础设施。各省市需积极打造或升级集技术孵化、中试验证、成果评价、市场对接、金融支持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致力于提供覆盖创新链全流程的“全链条服务”。这类平台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流程，连接高校和企业，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堵点，有效弥合了实验室成果与产业化应用之间的转化断层，显著缩短了科技成果从概念验证到市场落地的转化周期，降低了交易成本，为持续协同奠定了基础。 

       推行需求导向的“订单式”研发模式是激活生态共建的核心引擎。该模式突破传统“先研发、再找市场”的路径依赖，转变为由企业根据实际生产瓶颈和市场需求直接“出题”，高校科研团队据此进行精准“解题”和定向攻关。这种以企业需求为起点的研发方式，极大地增强了科研立项的针对性与成果的市场适配性，提高了研发投入的有效性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使校企合作更加紧密且目标明确，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力。 

       加快高校学科专业结构的动态调整与优化是保障生态共建长效运行的战略支点。地方应用型高校紧密对接所在区域的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及未来产业布局，主动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设置，着力构建“优势学科+高度匹配地方特色产业结构”的发展模式。通过培育与发展地方急需的优势特色学科群，比如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校不仅能为订单式研发提供稳定、高质量且高度契合的智力与人才供给，更能从源头上确保科研方向、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长期同频共振。 

       通过打造提供“全链条服务”的平台载体、推行以需求为牵引的“订单式”研发，以及实施匹配地方产业的学科结构调整这三大核心举措，地方应用型高校正系统性地构建起一个以共生共赢为目标的校企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这一从孤立“单点”到有机“生态”的深刻转变，不仅有效激活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内生动力与效率，显著提升了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贡献度，更成为彰显高等教育分类改革成效的生动实践，最终推动形成高校、企业、地方多方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01-20（6）. 

     [2]严彦，吴启红.深化应用型高校分类评价改革路径分析[J].中国高等教育，2024（15/16）. 

     [3]陈克正，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与实践导向[J].中国高等教育，2024（7）. 

     [4]王凌宇，以科技创新生态变革激发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新动能[J].中国高等教育，2025（5）. 

     [5]曲大成，加快新时代科技成果转化[J].红旗文稿，2025（11）. 

     [6]金童童，新时代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现状与效能提升对策探究[J].中国高校科技，2023（7）. 

     [7]刘瑞明，金田林，葛晶，等.唤醒“沉睡”的科技成果：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困境与出路[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8]吴伟，周翔宇，冯家浩.高校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关键瓶颈与突破思路[J].中国高等教育，2024（15/16）. 

     [9]蓝文婷，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质效提升研究[J].江苏高教，2024（10）. 

     [10]陈劲，肖轶群.加快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 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6）. 

     [11]邵玲芝，朱军文.基于典型案例的“双一流”建设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特征与问题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23（17）. 

     [12]朱为宏，刘慧，彭德雷.新质生产力驱动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理论逻辑、实践困境与路径创新[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5（3）. 

     [13]宗倩倩，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实障碍及其破解机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4）. 

     [14]彭寿清、杨磊，创新创业型大学新形态：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中国道路[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5（3）.     

     [本文为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大项目（2024SJGLX0019）、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2024SJGLX01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大学，黄荣杰系郑州轻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