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童年老屋
我出生在吉林东北一个并不富裕的小村屯，那时家家几乎都是茅草房。屯子不大，人口却密，红砖房是见不到的，能有三两户黑砖房，已是屯里数得着的体面人家。
我就是在一间普通的茅草房里长大的。母亲总说，我出生时的待遇算“特殊”——她是搭着队里的马车，去乡里的卫生院生的我。那卫生院是乡里少有的红砖房，气派得很，可我那时什么都不懂，自然体会不到这份 “优越”。母亲说，卫生院住一晚要花不少钱，所以我刚在产房里发出几声啼哭，就被抱回了老屋。产房没在我记忆里留下半点印记，童年的所有画面，都装着老屋的模样。
我家的老屋是两间矮小的茅草房，墙是土坯砌的，房顶盖着厚厚的稻草。小时候最怕阴雨天，总担心雨水浸透茅草漏进屋里，浇湿粮食和被褥。可神奇的是，这份担忧从来没成真过，稻草顶像层紧实的铠甲，护着屋里的日子。
老屋的入户门是东院二爷送的，是他家替换下来的木质板门，看着旧，却结实得很。二爷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谁家孩子结婚想找他打家具，得提前一个月上门预定才排得上号。他摸着门板说：“这木头好，再用二十年都坏不了。”或许是因为和二爷家东西院住着，处得亲厚，我们才能在亲戚里“近水楼台”，得到这扇抢手的门。
踏进门就是厨房，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简易的木质碗架，和一口黑铁锅。那口锅在我眼里曾是“魔法道具”——母亲总能用它烙出各式美味的饼：鸡蛋葱油饼咬着脆香，糖饼甜而不腻，苏子黏饼软糯带劲。那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一想起来就忍不住咽口水。可一年到头，这样的饼也就能吃上三两回，其余时候，锅里多是炖萝卜条、土豆条或酸菜汤，我总忍不住抱怨母亲“舍不得用锅”。
再往里就是睡觉的地方，一铺大火炕占了半间屋，上面铺着张用了多年的高粱秸秆编制的炕席。不换不是用不坏，而是舍不得。炕面看着凹凸不平，躺上去却软乎乎的——炕席底下铺着厚厚的稻草。那时候农村没有床，更不知道什么是席梦思，却独独念着火炕的好。尤其是寒冬腊月，大锅一烧，炕就热了，外面寒风刺骨，钻进被窝的瞬间，浑身都被暖意裹住，幸福感能溢出来，那舒坦劲儿，后来再没找着过。
里屋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只有两只向上翻盖的厢式柜子立在靠西侧的墙边，一边搭在炕沿上，另一头靠木方子支撑，好让其与炕的高度持平，下面还会围一圈碎花布，即可遮丑，又可储物。可别小瞧了这两只柜子，那可是父母分家时分到的唯一大物件，在我眼里更像“魔法箱”：一到过年，父母总能从柜子里“变”出东西——有时是一把发软的糖块，有时是几个皱了皮的国光苹果。可等我再去翻找，却什么都没有，但仍然会把头伸进柜子里，狠狠地嗅一嗅糖果和苹果留下的余香，勾着我盼了又盼。
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吃了药，却一连两三天都不退烧，整天迷迷糊糊的，吃饭也没有胃口，父亲竟然从柜子里“变”出一盒康师傅桶装面，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那样高级包装的方便面，味道真是美极了，如同吃到了山珍海味，我甚至把面汤都喝得滴水不剩，就连吃过的面桶都没舍得扔，把它当做日用饭碗，直到最后彻底垮掉。神奇的是，我的病居然很快就好了，真不知道是不是那盒“昂贵”的桶装面起了大作用。
屋内的地面是用黄土铺的，原本还算平坦，却被我们几个小伙伴挖了不少小坑，用来弹玻璃球。玩到兴头上，还会在地上翻跟头、抱摔，自然会少不了被大人呵斥，即便弄得灰头土脸，却仍快乐无穷。
这栋茅草房子看起来很小，窗户也不大，南面两扇，北面一扇，都是向上翻开的样式。夏天天热，不管家里有没有人，都会用木棍把窗户支起来通风——不用怕进贼，家里实在没什么值得偷的。前后窗一开，过堂风穿屋而过，比现在的空调还舒服。到了冬天，就得提前打浆糊，用报纸仔细把窗户缝糊上，免得漏风。后来条件好些了，会多加一层塑料布，保暖效果更好，还省柴火。
那时很多人家都没有电视，没什么娱乐，但也不会太早钻被窝。晚饭后，三五家的会凑到一起唠闲嗑，东院二爷家就是最热闹的据点。他家里有个小火盆，每天都烧得热乎乎的。我们一家四口几乎每晚都去，大人们通常都围着火盆烤手，有时说说笑笑，有时却谁也不吱声，只是静坐，偶尔会被二奶连续敲打烟袋锅的声音打破沉静。我们这帮孩子，就借着微弱的月光在地上摸黑弹玻璃球。赶上幸运的时候，大人们会从火盆里翻出几个烧土豆，外皮焦脆，里面粉糯，那香味，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馋。通常要到天黑透了，大家才散伙回家。我一进门，立马扒掉棉袄棉裤钻进暖和的被窝。有时会在进屋前从窗户下的大缸里，顺手捡两个粘豆包或者冻梨，裹着棉被啃完，便美美得一觉睡到天亮。
每逢过小年前后，老屋都要经历几番必不可少的“装扮”——扫房、裱墙、贴窗花。先找根长木棍绑上笤帚，把屋顶墙角的灰尘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会在窗户上贴上几张母亲亲手剪制的漂亮窗花，再用报纸和好看的挂历抹上浆糊，把屋内的墙面和顶棚裱得亮堂堂的。说起顶棚，就想起母亲讲的，当初买老屋的往事。
家里除了我，还有个大我七岁的哥哥。母亲说，哥哥出生时的条件，比我差远了。父亲兄弟姐妹多，五个兄弟三个姐妹，他排行老三。父母结婚时，大姑和大爷早已成家，因为爷爷家不富裕，所以并没有自己单独的房子，只能借住在大爷家。
大爷家也只是两间小草房，一个厨房一个卧房。为了少些生活上的尴尬，大爷和父亲在屋子北面搭了个小北炕，晚上用布帘隔开，哥哥就是在那座小北炕出生的。后来两家人三个孩子挤在一起，实在不方便，父亲就拿出所有积蓄，从屯邻手里买下了这栋老屋。母亲说，当时的房子破得很，墙体掉了皮，里屋的屋顶是裸着的，抬头就能看见木架子，结的蜘蛛网被四处漏的风吹得晃来晃去。可即便这样，搬进去的第一晚，一家人却睡得从未有过的踏实。
第二天姥姥来了，看见屋顶的模样，红了眼圈。走的时候，她硬是塞给母亲五毛钱，嘱咐父亲：“去乡里买些大白纸，把棚顶裱了，大人能将就，孩子小，可受不住这风。”还好那时是初秋，天不算冷。父亲拿着姥姥给的五毛钱买了大白纸，又找了几个帮手，用了两天时间，把屋顶和外墙面修修补补、裱糊一新，老屋这才真正有了“家”的样子。
母亲常说，那时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小窝，一家人就觉得满足得很。她总逗我：“你最该感谢老房子，要是没它，说不定就没生你的念头了。” 就是在这样的老屋里，在满是烟火气的日子里，我被安安稳稳地孕育，快快乐乐的长大。
父母对待生活，既肯吃苦，又有奔头，除了照料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还总想着挣些外快。每逢农忙时，急匆匆干完自家的地，再到别家去赚手工。通常是白天在地里忙了一整天，晚饭后还要披着月光再回到地里，一干就是大半夜。赶上阴天没月亮，就凌晨三四点起来，迎着朦胧的晨辉起早干。靠着这份勤快，没几年，我们家就在老屋东侧盖起了一间红砖瓦房——那时候，这在屯里还是稀罕物。可新房盖好后，却一直当仓房用，直到后来拆了，也没住过一天。我曾满是疑惑地问母亲：“为啥盖了新房却不搬进去？”母亲笑着告诉我：“等你和哥哥都长大结婚了，再住进去。”从此，我便天天盼着自己能快点长大。
后来才懂，那新房虽看着有模有样，屋顶也砌了烟囱，可离能住人的标准还差得远——屋里并没砌间壁墙，也没搭灶台和火炕，更别提添置家具了。或许那时父母的钱，只能够撑起个房屋的架子，就像当初买老屋时，只有房壳子，没有像样的顶棚一样。
从那以后，父母更拼了，哥哥也在初三那年，瞒着家里辍了学。中考前两个月，他每天还装模作样背着书包出门，其实是跟着邻屯的姑父去修路挣钱。父母早出晚归，竟一直没发现。直到中考结束，哥哥把两个月挣的钱递到父母面前，家里才知道他没参加考试。母亲问哥哥为什么瞒着家里不去上学，哥哥只是低着头，喃喃的回了一句：“就是不想念了，想下地干活帮家里挣钱。”母亲听后没有责备他，只是沉默了半晌。父亲坐在西炕沿边，肩膀依靠着炕柜，眉头紧锁的低着头没有做声。家里从此多了个能扛事的苦劳力。
终于，在我十岁那年，也就是1996年，我们家成了屯里第二批盖起大瓦房的人家。当时屯里只有在乡里当副乡长家、他家开拖拉机的弟弟、小队的队长家和开磨米厂的大爷家盖了瓦房，我们家能盖房，靠的是父母起早贪黑种地干杂活、哥哥辍学修路挣钱的结果，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勤快人家”的象征。
我们家的新房不仅有两个卧房，中间还留了间大客厅，棚顶做了新潮的造型，金色的胶条配着五颜六色的金片，看着格外“高大上”。厨房和餐厅也是分开的，算下来，一共七扇门，三间屋子，两个厨房，一个餐厅，可比老屋宽敞多了。
就这样，老屋和之前盖的小瓦房，在盖新房前一起被拆了。我记得拆房子那天，父亲起得特别早，围着两座老房子转了好几圈，手时不时摸一下土坯墙，不知道在眷恋什么。可我那时却急着盼着它们快点被拆，满心想的都是住进新房的新鲜劲儿。
如今我窝在城市十几层的密封窗后，地热烘得空气发燥，空调风裹着粉尘——这是九十年代的老屋从不会有的“体面”。那年拆老屋时，父亲摸着土坯墙发怔，我却急着往新房跑；如今再想起，才懂那土坯墙里嵌的不只是我的童年，是东北乡村从茅草房到红砖房再到高楼的三十年：是父母攥着汗珠子换的“安稳”，是哥哥辍学撑起的“体面”，是整个村子从“凑着过”到“奔着活”的细碎褶皱。老屋倒了，可它矮檐下的温度，早成了我揣在城市里的“坐标系”——后来所有的“往上走”，都在丈量和那代人“踏实活”的距离。
